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

新兴权利不同于新型权利。它是法定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之外的、实存的社会权利,但与此同时,它是与法定权利息息相关的权利。新兴权利的生成根据,既可能出于法律遗漏,也可能是出自法律排斥,更可能出自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变迁。新兴权利的保护方式,既可能通过权利推定,也可能通过民间规范,还可能通过纠纷解决。     

论刑事没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分析

在对腐败犯罪所得没收程序中,规定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1条的明确要求。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不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针对贪污罪、受贿罪,立法有必要确立没收犯罪所得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这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而是基于公平性和公共政策、举证便利性因素的合理选择。     

论证据学中“推定”的分类——基于推定基础的类型化界定

囿于传统的分类方法,以及时推定基础的单一化解释,我国学术界对于推定的研究尚处于比较浅的层次,司法实践中推定的适用也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推定的基础应为政策考量与价值权衡而不仅仅是盖然性.从多元的推定基础出发,可以将推定分为政策保护型推定、政策负担型推定、规则预设型推定以及纯粹盖然性推定.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公害犯罪因果关系推定

公害,作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正在给国民生活带来巨大威胁.公害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具有科技性、间接性、积累性、长期性、潜伏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在此情况下,若固守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不仅会使诉讼陷入不必要的科学论争,而且也往往会因原告方无法证明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而使大量的公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使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有损于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因此,应当在公害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引人推定.     

对无罪推定权利的人权观认识

无罪推定权利的本质首先是一项人权,其次,它是一项基本人权,再次,无罪推定权利是一项宪法性基本人权,最后,无罪推定权利是被追诉人的一项具有宪法性质的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我国即将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中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这是对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肯定和保护,有助于被追诉人无罪推定权利的进一步实现。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日本环境侵权法的发展

日本的环境侵权法并非单纯由过失责任原则直接发展为无过失责任原则 ,而是经历了从客观过失理论到过失推定 ,再从过失推定到无过失责任主义的演进过程。日本法制在环境侵权的私法救济上将损害赔偿与排除侵害分割开来 ,各自开创新说。且排除侵害制度的重心在于权利本身 ,即对何种权利于何种程度上承认排除侵害请求权。